美國能源基金會創始人何豪先生
作為能源創新有限責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何豪(HalHarvey)先生一直致力于帶領公司內外的團隊幫助各國決策者研究制訂最有效的能源及氣候政策。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何豪先后創辦了一個全球性的基金會——氣候基金會和4個地區性基金會——美國能源基金會、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歐洲氣候基金會及印度可持續能源基金會，并在4個基金會框架內，拓展聯系了各主要能源領域的專家，組成了6個“最佳實踐網絡”——清潔交通國際委員會、用電監管助理項目、國際建筑能效網絡、機械設備標準制定項目、交通與發展規劃研究院和工業能效研究院，為大國的政策決策者和監管部門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變化最快的大國，這里越來越多的機會和能源氣候問題讓我們更加關注中國。”不久前來京指導和參與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工作的何豪先生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能源問題是所有社會經濟問題的核心
上世紀80年代初，何豪從美國斯坦福大學能源規劃專業畢業后不久，就和哥哥在科羅拉多組建了一家專門建造太陽能房屋的小公司。雖然公司并沒維持多久，但何豪意識到，房屋經過精心設計可以節省能源并減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
早年的經歷讓何豪開始關注能源與其他領域之間的關系，并逐漸成為一個能源氣候政策的專家。
何豪認為，能源是諸多問題的根源。以傳統能源為例，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燒所造成的污染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這種污染遠比人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更是可以延續多年。
“許多能源都是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儲備而存在，因而能源又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美國每年都要從中東地區進口大量石油，對石油的依賴及頻繁的進出口難免導致一系列貿易糾紛。因此能源問題可以引發一連串的環境、安全和經濟問題。”何豪說。
何豪認為，解決能源問題是解決其他所有問題的根本。“在印度，斷電現象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不僅影響居民生活，還阻礙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要扭轉這種局面，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決印度的能源短缺問題。”
正是因為認識到了能源的決定性作用，何豪開始著手組建涉及主要能源領域的最佳實踐網絡。目前，最佳實踐網絡涵蓋公共設施、建筑、汽車、工業、交通等領域，每個領域都配備30名左右的專家，他們對各自領域都非常精通。在決策者制定相關決策時，某個具體領域的專家將為其提供最為全面詳盡的背景資料和分析報告。
最佳實踐網絡的主要資金來源于一些私人基金會。何豪告訴記者，每個基金會的側重各有不同，如派克德基金會比較關注教育和人口，休勒特基金會較為重視國際發展與音樂。“但所有的基金會都有一個共同的支援領域，那就是能源。在與能源相關的問題上，這些基金會通常愿意一同開展工作。”
各國真正付出努力才最關鍵
何豪高度評價多年來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的積極努力。千家企業節能工程、能效標準和標識的制定和實施、可再生能源的迅猛發展，都給何豪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中國政府制定了“十二五”節能減排專項計劃，明確了未來清潔能源的發展目標；此外，中國還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自己的減排決心，并作出鄭重承諾，表示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減少能源浪費。
“我認為，中國所作的承諾是巨大的，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極有分量。但要實現起來，難度卻很大，關鍵還是在行動。”何豪表示，目前的挑戰是要讓政策的具體實施跟得上政策制定的腳步。
比如某省希望大力發展綠色建筑，提高清潔能源的使用并降低建筑能耗，這種想法很好，但要落實起來，便會涉及諸多具體操作上的問題，如可能需要培訓上千名建筑巡視員、要考慮原料供應是否充足、要與開發商溝通、還要制訂相應的建筑規范等等。
“很多好的政策或承諾經常在繁瑣的落實環節中夭折，而往往真正出效果、顯作用的都是在抓落實時采取具體行動的環節，”何豪說，“這也是我們一貫秉承的理念:行動比承諾更重要。”
中國如此，世界也一樣。
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期間，各國并沒有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條約，“但我們的具體行動并沒有落下。”何豪告訴記者，最佳實踐網絡在大會期間對二氧化碳減排戰略作了非常細致的研究，從美國的機械設備到中國的工廠，再到印度的車輛，“我們在20多個國家都作了調查研究，這些具體的研究資料幫助各國從經濟和技術的角度加深了對減排機會及減排成本的理解。”
會議結束后，各國基于“最佳實踐”的研究結果達成了一致理解，認為通過低碳的發展方式可以節省更多的資金、更好地保護環境，大多數國家也根據相應的目標采取了一定的行動。
何豪認為，比起一紙空文，各國真正付出努力才是最關鍵的。“針對能源現狀，我們該建造怎樣的建筑、建設怎樣的工廠、生產怎樣的汽車，并怎樣使之實現，這才是我們亟須考慮的問題。”
協助中國應對能源挑戰
在采訪過程中，何豪多次提到，中國當前的變化“十分之快”。例如，中國的城市建設、電廠建設速度都達到了歷史新高，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一些落后的、可能產生嚴重污染的發展模式卻沒有被淘汰。
“這是一場競賽，一場循環經濟與落后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競賽。中國政府當然希望前者贏得比賽，但這其中的挑戰卻很大。”何豪認為，中國的專家及領導層素質很高、極具競爭力，但面對如此快速的發展格局，“他們特別需要一些具體的能源戰略建議及相關的政策建議。”
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便是這樣一個為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的組織。作為繼美國能源基金會之后成立的第二個地區性基金會，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在北京設有辦事處及政策顧問委員會，為中國當地的研究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并同他們合作開展研究。
對于中國決策者的具體需求，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會做出快速應對。專家組將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實踐都帶到中國，并根據中國的具體實踐做出相應的調整。
何豪以建筑標準為例向記者說明，“例如，中國要出臺一項新的建筑標準，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建筑領域的專家便會將各國在建筑技術規范方面的最佳實踐聚集到中國，在提交審議的報告中總結分析什么樣的標準最適合中國、如何建立這樣的標準、應該注意什么問題等等。這就給中國的官員們節省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最初是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具體產品的能效標準。例如，來自美國國家實驗室的技術專家在進行實地研究之后，認為采取某項技術可減少75％的冰箱能耗。根據專家組的研究報告修改制定的新的冰箱能耗標準大大促進了中國冰箱生產制造技術的升級改造。
此外，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還在低碳、工業、電力、可再生能源、可持續城市、交通等方面支持解決中國的能源、氣候問題。
“在為中國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的同時，我們也向中國學習了很多。”30年前，巴西專家率先提出了快速公交系統(BRT)這一模式來解決大城市交通擁堵問題，經過最佳實踐專家組的反復論證，結合中國的特殊情況作出相應調整后，8年前，快速公交系統首次亮相北京。廣州快速公交系統的發展更加令人振奮，目前每天運送旅客量達80萬人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羊城擁堵路段的交通壓力。
隨著技術的不斷成熟與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國的專家將快速公交的成功經驗復制到了天津、杭州、濟南等多個城市。如今，中國是世界上掌握BRT技術最為嫻熟的國家之一，中國在BRT領域的成功經驗也開始作為“最佳實踐”引入其他國家。
何豪表示，希望通過4個區域性基金會的努力，讓更多的“最佳實踐”經驗在各國范圍內分享，同時也為各國政府提供適合他們的能源政策建議，幫助他們更好更明智地解決復雜的能源、氣候問題。
